[四个人炒股如何配资，四句评价，把毛主席的一生“说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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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蒋介石被迫退到台湾。
那天夜里，他站在基隆港的甲板上，海风很大，海水打在船舷上，溅到他的鞋上。
身边的人都不敢说话。
有人悄悄听到，他叹了一句：
“这个人，有雄才大略，让人不得不服啊……”
他口中的“这个人”，是毛泽东。
那一刻，谁也不知道，隔着一片海，还有几个人，在用完全不同的身份和立场，打量过同一个人——
老师、民主人士、对手、盟友。
他们给出的评价，出奇地一致。
而这些评价背后，是一条从韶山冲泥巴地里，一直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路。
这条路，走了几十年，也换来了“旷世之才”四个字。
一、乡下少年被老师“相中”的那一天
1913年，长沙的秋天有点闷。
湖南省城的一所师范学校里，来了个穿着有点土的学生。
粗布长衫，鞋子洗得发白，裤脚还有没拍干净的泥。
他叫毛泽东，十八岁，从韶山的山沟里来的。
报名那天，他把户口、介绍信一张张摊在桌上，手指有点粗，捏纸时有些笨拙。
老师翻着他的材料，随口问：“你以后想做什么？”
他想了想，说：“想读书，想看看天下是怎么样的。”
话不多，却说得很稳。
负责考核的老师里，有一个中等身材、戴着圆框眼镜，走路总是端着身子的人——杨昌济。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
“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那时候，毛泽东还不知道，这个眼镜先生，会是他命运里极关键的一个人。
进了学校，他住在简陋的宿舍里，木板床吱呀作响。
晚上，别人睡了，他还在床头点着昏黄的油灯。
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书：《伦理学原理》。
旁边放着一本比书还厚的笔记本。
密密麻麻的字，爬满了空白处。
他有个怪习惯——
“不动笔墨不读书。”
书上每一个观点，他都要画圈、打叉，在旁边写上自己的看法。
有的地方，他直接写：“未必如此。”
一部《伦理学原理》，印刷的时候是十万字，读完的时候，被他“加”成了十一万两千字。
图书馆里，常能看到一个高个青年，胳膊夹着一本世界地图，另一只手提着一摞书。
借书记录上，他的名字排在最前面。
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时事通”。
有时候，晚上下自习，他会拿着一张报纸，跑到橘子洲头，几个人围坐一圈，听他讲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
有人问：“中国要怎么办？”
他盯着江面看了很久，慢慢说：“总得有人做点事。”
后来，学校要写作文，题目叫《心之力》。
他写了一篇，交上去，没有刻意用艰深的词，就是讲人心到底能有多大的力量。
杨昌济批阅的时候，看着那一页页清瘦的字，几次停下来。
他给了最高分。
在评语里写：
“其人，非池中物。”
那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个学生，会为学费发愁，会在冬天把棉袄翻来覆去地穿。
他不知道，十几年后，自己要带着一群人，爬雪山，过草地，打仗，丢人，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杨昌济却隐约看到了：
这个乡下来的孩子，眼睛比同龄人看得远，心里也比别人多背了一点东西——一个国家，一群穷人，一大堆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预感，这个人，总有一天会站到风口浪尖上。
而那时候，风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二、“窑洞里”的一问一答
1945年，延安的雨下得很细。
黄土高坡上，几排窑洞静静趴在山腰里。
从远处上面飘着炊烟，下面站着警卫。
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被领到一孔窑洞里。
他叫黄炎培，教育家，民主人士，此前跑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政权兴衰。
窑洞不大，墙是土的，灯是昏黄的。
毛泽东迎上去，笑着伸手：“黄先生，欢迎到延安来。”
两个人面对面坐下，一杯茶端上来，杯口还有一点崩口。
聊了黄炎培突然收起笑，慢慢说：
“我在五十多年经历中，看了不少兴亡盛衰的事……”
他讲自己见过多少朝廷、政府，从热闹到冷清，从高堂到瓦解。
压低声音问：
“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跳出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窑洞里安静了几秒。
外面传来远处孩子的笑声，夹着马蹄声。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
烟雾在窑洞里慢慢散开，他把烟放在指间，抬头看着黄炎培：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他一字一顿：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他没有去讲高深的理论，只说：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后来回忆，说自己那天晚上“深为动摇”。
他看过太多掌权的人，听过太多漂亮话。
但眼前这个穿灰布军装、坐在土炕边上的人，说这番话时，语气平静，没有表演，眼神却很坚定。
毛泽东不是第一次面对“质疑”。
在党内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人说他“山沟沟里来的，不懂马克思主义”，有人反对他的军事策略，有人甚至要把他拉下领导岗位。
延安的窑洞里，曾经连夜开会，针锋相对。
有人拍桌子，有人拂袖而去。
他听，争，反驳，有时也让步。
他常说：
“团结——批评——团结。”
他不怕有不同意见，反而怕没人说话。
只要人还在，只要不是敌人，他就愿意把人再拉回来，一块干。
黄炎培从窑洞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他抬头看着漫天的星星，突然觉得，这个黄土地上的政权，和他过去见过的，都不太一样。
他后来对人说：
“毛泽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和不同意见的人合作。”
这不是客套。
那晚窑洞里的对话，被记下来，成了“窑洞对”。
很多年后，人们回头才明白：
一个人敢不敢被问，一个政党敢不敢被质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走多远。
三、对手的“服”
时间往前推回去。
1927年，南京的夏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蒋介石坐在深宅大院里，穿着整整齐齐的军装，桌上摊着一张地图。
那天，他做了一个决定——清党。
“共产党，必须清除。”
不久之后，上海、广州、武汉……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被抓，被杀。
那时候，谁要说“井冈山上那点人以后会打败南京政府”，大概会被当成笑话。
井冈山上确实只有一点人。
山高路远，常常吃不饱，枪也不多，有时候一支枪两个人轮。
毛泽东披着一件旧军大衣，晚上跟战士一起蹲在火堆旁烤脚。
山风一刮，火苗乱跳，照出他脸上的棱角。
有人劝他：“国民党那么大，我们这么点人，要不先躲一躲？”
他摇头，把树枝塞进火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句话，当时听起来有点狂。
后来的路，更狂。
长征开始时，红军有好几万人。
一路走过去，山，雪，草地，追兵，飞机。
前面是封锁线，后面是追击队。
有一段路，几乎每一步都有可能是绝路。
湘江一战，尸体漂满了河。
很多人那时候以为，红军活不下来了。
中央开会，吵得很厉害。
有人坚持原来的路线，有人提出新意见。
毛泽东被冷落过，被压过，但他咬着牙，一点一点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遵义会议上，决定转向，改由他来主持军事。
从那之后，红军“绕着走”，从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钻出去。
翻雪山，走草地。
雪山上，衣服单薄的人，嘴里哈出的气立刻成霜。
有人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毛泽东的脚在战斗中受过伤，长征时经常肿起来，走几步就疼得难受。
他咬着牙，拄着棍子，一步一步挪。
每到转折关头，他就趴在地图上，一遍遍看路线，算时间。
十年后，这支被赶到大山里的队伍，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解放战争开始。
西柏坡，一个小村庄，几排土屋，几张木桌。
毛泽东住的屋子很简单，木床，木桌，蚊帐有补丁，窗户纸被风吹得鼓鼓囊囊。
桌上铺着厚厚一摞战场电报。
他拿着烟，低头看地图。
辽沈、淮海、平津……一场接着一场。
国民党军装备好，飞机、大炮、坦克都有。
但一到战场，常常摸不着对手的节奏。
有人被围住了，还以为自己在包围别人。
淮海战役时，老乡用小车推着粮食，推着伤员，绵延几十里。
有人一只手推车，另一只手拎着从自己家里带出来的干粮。
“多推一点，前面就多一口饭。”
补给线，从农民家里一直通到前线。
这是蒋介石没有的东西。
直到撤退到台湾，他终于明白，自己输的不只是兵，不只是枪。
他输给的是对方背后那一整个“人”的海洋。
所以他会说：
“让人不得不服。”
那是一个对手，对另一个对手最后的、不得不承认的评价。
四、盟友眼中的“对手”
远在北方，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冬天的窗玻璃总是结着冰花。
斯大林坐在办公室里，手里夹着烟，桌上摆着几封来自中国的电报。
他见过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的昙花一现，有的走着走着就变了味。
他对中国，一开始也不放心。
有一段时间，他更信任另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觉得毛泽东“有点农民气”。
可时间一点点过去，电报一封封发来，他看到的是一支队伍从崩溃边缘走回来，从山沟里走出来。
抗战时期，很多人主张要么妥协，要么幻想速胜。
毛泽东写了一篇《论持久战》，厚厚一本小册子。
他不在书房里空想，而是拿着小棍，在地上画圈——日本的力量圈、中国的力量圈。
谁先疲惫，谁撑得久，他算得清清楚楚。
“亡国论”和“速胜论”，都被他一句句拆开。
斯大林看着这本被翻旧了的《论持久战》，皱着眉，想了很久。
后来，解放战争打得最紧的时候，有人建议毛泽东要完全听莫斯科的指挥。
他偏不。
他会去争，也会据理力争：
“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做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有帮忙，也有压迫。
在两大阵营紧绷的冷战里，他没有完全倒向哪边。
“两只手都要硬”，他这么说。
“两弹一星”，钱从哪里挤出来？
很多人现在很难想象，当时有多穷。
厂房是土坯房，仪器是拼凑来的，研究员住在集体宿舍，吃带沙子的菜叶子。
毛泽东在会上拍板：
“咬紧牙关，也要搞出来！”
几年后，蘑菇云在戈壁腾起的时候，很多人说，那一声闷响，是中国在世界面前说了一句：
“我来了。”
斯大林晚年说过：
“我死了以后，你们没人是毛主席的对手。”
这话，不是奉承。
是一个老牌大国领袖，在看着一个新国家站起来时，对对方那个“掌舵的人”的判断。
在他眼里，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很危险，却也很厉害的东西——
不怕你，不靠你，也不会随便跟你走。
五、从泥巴地到世界版图
把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韶山冲，一个普通的湘中山村。
雨后，田里的泥很烂，孩子们光着脚在田埂上跑。
有一个男孩，经常趴在屋檐下，用手指蘸着碗里的水，在地上写字。
写完，很快就被风一吹干。
他又写。
有时候，他会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会走去哪里。
一辈子，他从农家子弟，到被老师看中的学生，到“问题青年”，到被追杀的红军，到长征路上的“主心骨”，到延安窑洞里的“听众”和“发言人”，到西柏坡的小屋，再到天安门城楼。
有人夸他，有人骂他，有人崇拜，有人反对。
但无论是杨昌济的“非池中物”，黄炎培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蒋介石的“不得不服”，还是斯大林的“无人是其对手”，
这些来自不同立场、不同年代的人，在看同一个人的时候，不约而同指向了几件事：
他敢想，也肯做；
他能听，也会改；
他会算账，也会算人心；
他一辈子都把“天下”和“人民”这两个词，压在自己的笔下、嘴里和决策上。
很多今天的人，可能已经很难想象那时候的苦，那时候的风险，那时候一条路线选错，就是千万人生死的代价。
但故事留了下来。
一个少年，从乡下走出来，被老师看中，被朋友簇拥，被敌人追杀，被对手认可，被盟友敬畏。
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神话，只有一步一步的选择和承担。
当我们今天再看到那几句评价——
“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雄才大略，让人不得不服。”
“你们没人是毛主席的对手。”
会不会更愿意多问一句：
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要走到这一步，需要付出什么，又要放弃什么？
你呢？从毛主席的这些故事里炒股如何配资，最触动你的，是哪一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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